对索罗斯金融投资的76个提问
2010-03-04 14:34:10 来源： 作者：
问：量子基金创立时资本额多少？
它的前身是双鹰基金，一九六九年创立时，资本额四百万美元，一九七三年改名为索罗斯基金，资本额约一千二百万美元。
问：这一千二百万美元当中，有多少是你自己的钱？
当时很少，管理团队可以获得利润的20％，我有一位资金合伙人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我们持续把应得的利润投资在基金里，并且像所有其他的股东一样，获得同样的投资报酬率，加上我们每年得到利润的20%，因此长期下来，我们在基金里的持股持续提高。
问：罗杰斯现在以《投资骑士》（Invetment Biker，译注：罗杰斯和女友邰碧莎骑BMW摩托环绕世界后，写了一本书叫《投资骑士》闻名，也是CNBC的分析师．你在哪里认识他的？
他原来在华尔街一家小公司当分析师，然后来安贺暨布莱公司，和我在一起，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合力奋斗。罗杰斯是杰出的分析师，而且特别勤劳，一个人做六个人的工作，同时他了解并且赞同我的理念架构和投资哲学，所以我们协商的情形非常良好。我们的合伙关系成就斐然，我们不断地成长，但也因而产生一些问题，因为罗杰斯不希望再增加员工，他喜爱我们的合伙关系，不希望外人加入。我对他施压，要求扩大管理团队，以便配合我们日渐扩大的规模，罗杰斯抗拒这种做法，但我们还是聘请了一些储训人员，由罗杰斯从头开始训练，因为我们当时的理念是不要与华尔街发生任何关系，我们认为任何人有了华尔街经纪商的背景后，就遭到蹂躏，再也无法补救了。
问：你们认为华尔街有什么地方错得这么离谱？
我们的出发点都假设市场经常是错误的，实际上，我和罗杰斯最大的差别，是他认为流行的观点总是错误的，我却认为我们也可能错误。我们把华尔街的看法视为凡俗之见，因为我们不但希望与众不同，而且事实上我们也与众不同，带着凡俗之见加入的人，一定不能配合我们的操作。罗杰斯对这一点非常坚持，我没有那么固执，我愿意从华尔街聘请一些人，但是因为他的观念如此，因为他做所有的工作，我只好屈从他的意见。
问：如果他做所有的工作，你做什么？
我做所有的决定。
问：他只分析吗？不负责决策吗？
他从来没有负责过决策，也不容许他负责决策。
问：为什么？他不擅于做决定吗？
对。他精通分析，那就是我们之间的分工。
问：所以他会提构想给你，然后说：“你打算怎么做”？
有时候如此，也有的时候，我想出一些构想，他去做研究。我也做一些研究，在我们进入新的领域或出了问题时，尤其如此。一般说来，我们遵循先投资。再研究的原则，我负责投资，他负责研究。
问：是否有的时候你做了投资，他去做研究后，发现构想有错误，但是你仍然继续持有那种股票？
事实上，这种情形是非常好的状况，因为我们都知道其中的缺陷，我们知道在哪里找问题。什么时候该退出。我们走在游戏的前端，很安心地抱紧这种股票，我们总是在寻找缺陷，偶尔我们会知道构想完全错误，然后我们就会尽快地退出。
问：但是我记得我曾经介入你当时有兴趣的一些股票，你会打电话给我，像分析师一样的和我谈话，所以你自己也做一些分析工作吧？
哦，当然如此，那时我相当努力工作，而且成为某些产业的专家。通常我必须做速成的专家，因为如果我有了新的构想，我只有几天的时间去熟悉一个新的产业，但是我记得有好多情形我研究得相当深入。
问：我想到的是一家石油服务公司。
那是汤姆布朗公司（Tom Brown），石油服务业其实是罗杰斯的构想，我们做多赚到很多钱，然后做空亏了很多钱。一个人挖到石油的时候，如果他宣扬油井的好处，你很难跟他对抗，他夸称要把他的油井命名为“索罗斯一号”。“索罗斯二号”等等，以便纪念我们所持有的大量空头部位，他很有幽默感，但是我们不觉得有趣。
问：请举一些例子，说明当时你分析的其他类股。
有一家是抵押保证保险公司（Mortgage Guaranty lnsurance Company），我们根据它名字的缩写，称之为神奇公司（MAG- IC）。加州住宅市场崩溃时，市场认为这家公司可能破产，但是这家公司熬过考验，我们也赚了一大笔财富。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制定一个规则，规定企业成功熬过艰苦的考验时，应该拥
有他们的股票，但是在考验期间应该避开这些股票。其实这种事说来容易做来难。
接着是不动产投资信托业（ReaI Estate Invest Trust Indus- try）类股，这个行业是我让他们出名的，我们抓对进出的时机。我发表一篇研究报告，描述这是开始时会自我强化。最后会自我毁灭的程序，结局会很凄惨，大多数不动产投资信托公司会倒闭，但是，结局至少要三年以后才出现，因此现在应该购买这些股票。我们在做多方面表现良好，早在这些股票到达天价前就卖光了。好几年之后，这些股票开始下跌，我觉得当时放空已经太晚了，但重新看自己以前的报告，报告里预测这些公司最后会倒闭，于是我才明白做空永远不会太晚。这次是我放空获利超过百分之百的唯一一次，因为在股价下跌时，我不断地在空头部位加码，大约投资了一百万美元，对我当时的避险基金来说，这个金额是很大一笔钱。
问：罗杰斯提出过什么杰出的构想？
他最重要的构想应该是国防工业类股，当时国防工业完全被人忽略，从上次国防工业景气结束后，只残存一两位分析师继续研究这个行业，罗杰斯发现E系统和桑德斯公司（SandersAssokciates）之类的股票。
问：这个时期你有特别自傲的研究计划吗？
我在一九七八或七九年抓准科技股，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罗杰斯先有这个构想，认为世界会从类比式转变成数位式，他希望抛空类比式产品的公司，但我对做多比较有兴趣。这时候科技股备受冷落，分配式资料处理的业务成长像野火一样蔓延，但是股票的本益比却很低，因为市场成长太快了，现有的供应厂商无法维持市场占有率，投资者担心业界巨人会介入市场，把这些新兴公司彻底击败。因为有这种恐惧存在，这些新兴公司不能从外界筹集任何资本，只好依靠内部产生的现金，供成长之用。他们不能满足需求，当时的大电脑公司确实有机会打进市场。用自己的资金成长，这是最糟糕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投资人的心理反转时，就提供一个惊人的获利机会。
罗杰斯和我到蒙特瑞（Monterey）参加美国电子协会（American Electronics Association ）的年会，整个星期里，我们每天和八到十家公司的经营阶层见面。我们探索这个完全不同的科技天地，选择五个最有成长希望的领域，每个领域挑选一支以上的股票。这是我们这个团队最美好的时刻，随后的一两年里，我们享受这份努力的成果，基金的表现比以前更好，但是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无法忍受，因为基金迅速成长，管理团队却没有成长。
问：但是那时你已经聘请了一些人。
对，我们引进一些非常有天分的人，他们不是完全没有经验，就是经验很有限，他们开始学习，开始和罗杰斯讨论事情时。罗杰斯不能忍受来自底下的批评，他非常尊重我的批评，对于我的批评从来没有不满，但是他不能忍受他的徒弟批评他或与他意见不同，所以在这些人真正开始发挥生产力时，他会离奇地把他们摧毁，这样造成很不愉快的气氛，也使我们丧失这些刚刚能够独立作业的人才。因此我们公司就出现真空。我们的基金规模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自己必须做所有的工作；我们成功了，却遭遇工作和责任不断增加的惩罚，终于演变到我们的合伙关系破裂的地步。
问：你刚才说给我听的事情，你亲自向罗杰斯解释过吗？
有，我想是我们在蒙特瑞的时候，我提出一个三阶段的策略。第一阶段是我们合力设法组成一个团队，如果这个做法不成功，第二阶段就是组成一个没有他的团队；如果这样还是不行，第三阶段是组成一个没有我的团队，实际情形就像这样子。为了预作准备，我把公司的名字从索罗斯基金改为量子基金，我说这样是为了庆祝基金规模像量子一样跳跃成长，我对量子机能的不确定原则当然很感兴趣，但是真正的原因是要把我的名字拿掉。
问：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开始第一阶段的策略，在一九八0 年初承认第一阶段的策略无效，我们就散伙了。但是基金在整个一九八0 年到八一年初，继续以惊人的速度成长，我完全独力管理这个基金，只有非常少的员工，压力变得无法忍受，这是第二阶段。这种情形导致一九八一年的危机，那年九月，我从积极管理基金方面退出，把基金的资本发交给其他经理人经管，这是第三阶段。
问：请说明一下一九八一年的危机。
危机很早之前就开始了——大约是在我说出三阶段策略时。当时我极为成功，却极力否认自己的成就，我累得像狗一样，觉得如果自己放弃戒心，我的成就会受到威胁。那我有什么报酬呢？更多的资金、更多的责任，更多的工作，还有更多的痛苦——因为我依靠痛苦作为决策工具。基金规模达到一亿美元了，我个人的财富应该也有两千五百万美元上下，我却接近崩溃边缘。这样毫无意义，我决定和自己的成就妥协，方法是接受自己确实很成功的事实，即使这样表示我此后不再成功，也要这样做，因为我的成就是靠自我否认。自我批评。自我折磨的态度得来的。或许我会把生金蛋的鹅杀掉，但是如果继续生金蛋，而我的生活却愈来愈痛苦，这又有什么意义？我必须开始享受自己成功的果实，否则我所有的努力毫无意义。
问：在你的定义里，成功和你的生活方式毫无关系吗？
和我的工作有关，和我的生活方式无关。一般说来，成功的好处之一是可以享受我想要的东西，但是我没有任何豪奢的兴趣，和我的财力比较，我的生活一向简朴得多，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愿意承受的痛苦、压力和戒心的程度。
问：那么你说和自己的成就妥协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所说的：我改变态度，接受自己很成功的事实，放弃自己的戒心，完全承认其中的危险。随之而来的是相当狂乱的时期，我不但与罗杰斯分手，也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分手。
问：你的婚姻为什么破裂？
这是我心理混乱经历的一部分，两者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我太太一直都很支持我，很能容忍我投入事业，但是我态度的改变瓦解了我们的关系，因此带来一个相当狂乱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和合伙人散伙，和太太分手，独自管理一亿美元的基金。我故意放松到当时为止所遵循的操作限制，结果很好笑，竟然是一段绩效绝对令人吃惊的时期，在随后的两年里。我们实际上每年都使基金扩增一倍，基金规模从一亿美元跳到将近四亿美元。
问：你说你放松限制是什么意思？
情况显示我一直过度自我批评。过度自制。我一直坚持要对每一种状况深入了解后，才做一笔投资，又经常太早卖出这笔投资，因为我认为它不像应有的情形那么健全。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我总是有很丰富的新构想，这些新构想会奋力地挤入投资组合里，排除掉很多既有的投资。
问：时机太早是吗？
的确太早，我的管理风格大严谨，太束手束脚，因此我改用放任的态度，不再坚持对每一种状况了解得那么多。
问：比较凭直觉是吗？
真正的意义是我不再做这么多基本工作，我让自己拥有的丰富资讯慢慢地消耗。进入这段狂乱的时期时，我拥有丰富的知识，所以几乎可以根据这些知识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新机会。我记得曾经惊异地看着自己，对于自己反应速度之快。对于自己可以掌握的丰富资讯、以及自己可以应用的推断深感讶异，我主导每一个状况，能够推断出别人看不出来的关系；但是我也觉得我正在消耗自己的资产，我这部机器正在瓦解。基金从一亿美元成长到四忆美元，我觉得我慢慢地失去控制，我比较明白自己现在所处的状况，但是不知道我会进入什么样的状况，我明白我不可能长此以往，因为，要支撑四亿美元的基金所需的构想，远比在这个狂乱时期开始时多得多，压力确实变得几乎无法忍受。虽然我放松多了，却不是不负责任，即使我远不如以前那么谨慎的行动，我仍然觉得职责在身，这种情形事实上变成一种内部冲突，使我觉得基金像是一种生物。一种寄生虫，正在吸噬我的鲜血，消耗我的精力。我自问谁比较重要：基金还是我？基金是我成功的工具，或者我成了基金的奴隶？这种情形促使我实施第三阶段的策略性计划，这个计划我在一九七八年时就说给罗杰斯听过，我想从火线上退下来。
问：那时你设法让基金进入新阶段，却遭遇一些困难，对吗？
我想找人分担管理基金的责任却找不到，于是我开始找可以把全部责任授权下去的人，这样形成不幸的结果，就是把我内心的混乱公诸于世，我和越多人谈，越多人知道我的心理状态，我的心理状态就变得越糟糕。
我陷入某种危机的流言传开，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在找人管理基金时并没有停止基金的操作；其实我应该冻结基金，然后改组管理阶层，但是我却在约谈别人的同时继续做投资决策。
问：这一切混乱对基金有什么影响？
造成基金创立以来第一次亏损，我把自己的问题通知股东，给他们退出基金的选择权利。一九八一年九月，基金净值下降约26％时，我们遭到相当大笔的赎回，基金规模从四亿美元降成两亿，这是我和基金之间内部斗争的结果。基金输
了，因为那一年的净值下降22％；我赢了，因为我恢复了主导权。
问：怎么说呢？你如何界定恢复主导权的定义？
我拒绝再做我事业的奴隶，确定我是主人，而不是奴隶，这点在很多方面是极大的改变，因为我开始接受自己是成功者的事实，我克服了如果承认自己成功恶运可能来临的恐惧。
问：那是一种罪恶吗？你认为承认自己成功，成功就会丧失吗？
不，更严重。我认为这种恐惧很有道理，如果你是个认真从事冒险的人，你需要纪律，我依靠的纪律是很深的戒心，戒心协助我在问题失控前警告我，如果我放松那种纪律，我一定会理所当然的重新陷入勤奋工作和其他不是我专长的例行事务上。我害怕承认自己成功，因为这样可能侵蚀我的戒心，一旦你把成功视为理所当然，戒心就会降低，等碰到问题时，你会静坐不动，你知道自己很成功，总是会设法摆脱困难。到这种地步，你就已丧失摆脱困难的能力了。
问：你害怕自满自适。
对，但是我认为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人格历经重大的变化。在我的情感结构中，罪恶感和羞耻感因素占相当大的一部。但是我熬过这段期间，我看过几次心理分析师，其实这件事意义不大，因为我从来没有接受过精神治疗，而且我一周只去看一两次而已，不过这是很重要的程序，我透露自己的偏见，把偏见公开出来后，我就认识到这些偏见毫无意义，因此就可以抛弃偏见。
过去我嘴里的唾液腺有一颗结石，极为疼痛，医生动手术拿出结石，手术也很痛。这颗结石是坚硬的小圆球，因为结石造成我这么多的痛苦，所以我希望保留这颗结石。几天之后。我看一看结石，结石已经变成灰，它是纯粹的钙，干燥之后会变成粉未。我的烦恼其实也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烦恼公开之后就烟消云散了。
问：大致说来，你在那一段时间之后人生变得比较积极，对吗？
对，我觉得我已经完成某些成就，的确变得比较容易共同生活，我敢说我第一任和第二任妻子对我的看法一定完全不同，我告诉现任的妻子苏珊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想她不很相信我的活。
问：基金的情形如何？
到一九八一年九月，我已经把基金分散成由很多基金组成的基金，我的计划是把基金分成好几个部分，发交给其他的经理人，我变成监督，不再是活跃的经理人，随后的一九八二到八四年期间，是死气沉沉的岁月，这种安排并没有很好的成效。
问：在这段期间里，把基金发包出去的管理方法不很成功吗？
我任用一些外部的经理人，有些人表现很好，而且很多年来继续替我管理资金；有些人做得没有那么好。我也聘请一位驻在公司的资金经理人吉姆·马魁斯（JimMaque，），这种安排的整体绩效并不好，我开始对这种安排不满意，所以决定重作冯妇， 变得比较主动。积极。马魁斯不能够忍受就离开了。
问：一九八四年，你决定不再把所有的资金发包给其他基金经理人，自身重回投资事业，并且建立一个团队，问题就剩下找出好手，对吗？
那是后来的事情，一开始我并没有管理团队，我必须重新进场，独立奋斗。
问：那时你开始你的即时实验（real一time experiment），请解释一下这件事。
为了让自己在心智上重新与投资结合，我决定设法写一本书，谈我的投资方法，就这样开始我所说的即时实验。我的构想是在决策过程逐步开展时，把过程记录下来，因为我认为投资是一种历史过程。对我而言，这正是该做的适当实验，这不是科学实验，而是像练金术，因为我预期我所进行的实验会影响结果，我希望这种影响是正面的，也希望我的期望能够达成。结果我们创造了另一段爆炸性成长的时期，因此，虽然根据科学标准，实验并没有确实证明我的理论，但是根据这个理论所建立的标准来看，实验证明了理论的正确性。我的论点之一是理论和实验会影响有关的主题事件，所以到一九八五年，我开始着手即时实验。
问：你在《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v of Finance）这本书里描述这件事。
对，都写在这本书里。这个即时实验变成非常好的构想，因为它刺激我的思考。由于我必须解释作决策的原因，我被迫变得比较前后一贯，等于在我身上强加了若干纪律，这点非常有帮助。即时实验涵盖了一九八五年九月的广场协定（Plaza Accord），对我和基金来说，这个实验是个重大的胜利。我们在即时实验的十五个月里，大约赚进114%的利润，对作家来说，这可能是写一本书所能获得的最高酬劳了。
问：我们谈谈广场协定，请解释这个协定如何契合你的即时实验。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五大工业国领袖在纽约广场大饭店（PLaza Hoiel）开会，认定八十年代初期极为强劲的美元已经高过头，他们达成打压美元的协定。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怎么体认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你采取了什么行动？
我在《金融炼金术》这本书里描述过，广场协定代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结束，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旧的模式打破了，这是新的游戏，我认为对五大工业国而言，这是个必须采取的行动，我看出这个新起点的意义。虽然我已经承接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多头部位，我还是进场大量增加这些部位。我不记得自己是否立刻这样做，很可能是，然后我停下来，接着又再多买一些，但是无比如何，这是我觉得自己走在波浪之前的一个案例，我已经拥有多头部位，又有能力再加码去追逐成果，我承接了非常大的部位，成果很丰硕。
问：你的策略在广场协定上成效优异，但是不久之后，你遭遇到不同的经验，你可否描述一下你在“黑色星期一”时的情况？
我的书在一九八七年出版，接着我到处去演讲、探讨这本书，我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去讨论我的盛衰理论（boom／bust theory），我从会场出来时，发现股市遭到庞大卖压暴跌。我想这是黑色星期一之前的星期三，这是我应该留在办公室里，奋力退出市场的时候，但是我错过了，我看得出市场会出现麻烦，但是我以为应该先在日本出现，因为日本正在形成金融泡沫，所以我放空日本股票，作多美国股票。结果问题在美国出现，日本市场没有崩溃，因为政府当局支撑住了，我在日本的空头部位，实际上变成了重大负担，迫使我卖出我的多头部位，以避免追缴保证金。我必须撤退，而我也做得干净利落，因为我的原则是生存第一，赚钱其次。我们在几天里遭遇重大亏损，但是以全年来说，我们仍然领先，所以实际上在一九八七年结束时，我们仍然处在成长的一方，我想获利率是14％。
问：一九八七年时，你已经建立了一部分的管理团队。
对，我拥有一个由四位资深分析师兼经理人组成的团队。或许你还记得，当时你相当怀疑我能不能和他们共事，并且给他们充分的自由。但是我对于能够授权真是高兴都来不及，而且我避免经管业务，把大部分业务交给他们，实际上自己并没有放弃领导的职位。一九八七年时，我的书吸引了朱肯米勒，当时他是德瑞福斯公司的基金经理人，他看了我的书，来找我讨论，因为他发现这本书可以刺激他的心智。我们熟识后，我请他加入，他很忠诚，拒绝离开德瑞福斯，因为他觉得他在这个艰困的一年里，赚了很多钱，应该会得到很高的酬劳，在应付股市大崩盘方面，他做得比我好，但是到那年年底，他预期的酬劳落空，他觉得可以自由加入我的公司了，于是在一九八八年九月加入。
朱肯米勒负责我们所说的宏观投资。我仍然是老板，但是我渐渐的不在公司里，因为我深深介入中国大陆、俄罗斯和东欧的事务。他做宏观决定，我在一九八七年初组成的团队负责选股。他加入公司的第一年表现没有预期的好，他把原因怪罪到我在现场，这点多少妨碍他产生自我意识，或者说是对他的风格绑手绑脚，他相当懊恼，我们之间没有冲突，但是，他觉得对我失望，他并没有隐藏这件事。因此在我变得极度涉入东欧事务时，我常常根本不在公司，让他全权负责，我们做了比较正式的安排，不过，总之我对这一点有所谅解。然而这样对他仍然大有帮助，在此之前，他很可能觉得只要他做得很好。他就是负责人，而一旦他做得不好就很可能不是主导者。他真正接管主导权后，我们发展出一种教练和球员的关系，从此以后，就运作得很顺畅。就我教练的身分，他和其他的球员可以来找我，寻求建议，提出构想，而不觉得我会介入他们的打法，或者从他们手里拿过球，亲自带球。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用的运作方法，我也负责分配他们之间的利润比率，基金管理公司所获盈余的一半保留给管理团队，我负责分大饼。这一点又非常有用，因为他们知道我在意的是基金长期的整体绩效，他们承认我是公正无私的裁判，这点促成良好的团队士气，我也负责公司整体策略，例如决定创立新基金，结束既有的基金，或是踏入新的业务领域。
问：你什么时候转成这种新角色？
一九八九年夏未，当时东欧的革命加速进行，我前面说过，我不能再每天继续管理基金，就决策而言，我不能够随时在场。结果这样做变成非常美妙的行动，我们连续三年有极为优异的绩效，在这个基金的历史上，这是另一段繁荣时期。
问：这三年是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和一九九三年吗？
是的。
问：但是一九九四年的成绩并没有这么好。
一九九四年是基金成立以来第二差的一年，但是我们仍然设法赚到一些利润，经过连续三年的优异成效后，这样也不差了。在一个重大波动结束后，把一部分的成果还回去是很正常的，这次也是这样。但是与一九八二和八七两年的情形相比，这次吐回去的幅度小多了。一九九五年显然比一九九四年更困难，我们一开始就出现将近10％的亏损，但是我相信最后我们会领先群雄，我们的团队领导得人，又拥有基金成立以来最有深度的管理者，绝对没有一个基金可以像我们的基金一样，缔造这种成果，而没有高潮和低潮。
问：我听了量子基金的故事后，觉得对外人而言，看似一连串毫不中断的成功故事，其实是一系列的高低潮。你的记录惊人，在二十六年里，替股东缔造将近35%的年平均投资报酬率——这还是扣除了管理团队分得的利润后的成绩。一九六九年投资一千美元，如果红利可以再投资的话，现在应该成长到大约两百一十五万美元。但是，仔细一看，我可以发现好几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个十年里，你和罗杰斯共同奋斗；接着是一九七九到八一年的盛衰期；然后是一段短暂的中断期，你把基金分成很多份，发包给其他经理人；接下来是即时实验期；随后是一九八七年大崩盘的另一个盛衰期；接着是朱肯米勒负责控管的时期。
你说得完全正确。
问：基金的规模有没有成为问题呢？
有，这是生态环境的问题，就我们的环境来说，我们的规模太大了。我在一九八九年看出这个问题，决定开始把利润分给股东，我们也开始多元化，建立一个新兴市场基金，我们踏入不动产行业，也踏人工业投资。
问：那样是不是非常危险呢？看看施乐这类极为优异之至的成长公司，看他们多元化之后，发生了什么结果？
我承认其中有危险，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挑战，可以协助我们集中心智。如果我们不尝试调整做法，配合我们日增的规模，危险会更大。
问：你已经变得家喻户晓，大家都密切地注意你，这样会妨碍到你的行动自由吗？
会，的确会，有关我们的活动出现极多的流言蜚语，经常掩盖了我们的实际作为。我们的名声也带来一些好处，特别是在谈有关工业投资的事情时，但是，最大的好处在于我们能够吸引优秀的管理团队。我们还不准备寿终正寝，虽然如此、我们不能够把目标定得太高，我们不可能再重复第一个二十五年的优异成绩，真能这样，最后岂不是会拥有全世界的股票？我们也不能够再继续成长，变得更大。未来二十五年里，如果我们能够表现出过去二十五年的一半成绩，我就很满意了。
问：在量子基金会仍处在成长阶段时，你承担的金融风险是否比现在要小？
不，我得说现在从本质上看，我们承担的风险要小些，而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却常常得为生存而战。
问：那是什么意思？比如，为了获取一亿美元，平均起来你得借纳多少？
数据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投在财政证券上的一亿美元，比起投在为期30年的有价证券上的一亿美元，具有一个非常不同的风险因素。我们可以试着把事情绪弄简单点。在我们手中并没有一套度量风险的实用或科学的方法。那些置身于各种派生行当的人们通常都有微妙精细的风险考虑，我们都是门外汉，我们都还生活在石器时代。想一想还真是如此。
问：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在度量投资帐目的风险方面已取得了不小进展。为什么你没有采纳这些量化的科学手段呢？
很简单，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相信，它们通常是构筑在市场充足理论这一假说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一理论本身与我的不完全理解论和自反律（ref1exivity）背道而驰，我想，在99%的时间里，这些方法能够大行其道。然而，在剩下的1％的时间里却会狗屁不通。我就是更为关注那l％的时间。我发现了某个系统性的风险，它并不能为那些假设市场是连续的理论所节略。对于非连续性，我尤其感到兴趣，于是，我发现那些被捧为至宝的度量方式对我毫无用处。
然而，我们的确是在努力把问题加以简化而非复杂化。例如，当我们处理利润率的事情时，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都等同于一张为期30年的有价证券。因此我们甚至还把一张时间表兑换成为一张等同于为期30年有价证券之类的东西。我们心甘情愿地沿着三大轴心投入我们的资金，即股票、利率与货币。沿着每一轴心，我们的身影在正负100％之间闪动。然而，其中某些风险彼此兴风作浪，相互对应，因此我们几乎不愿沿着任何一条轴线，将我们证券的100％置于风雨飘摇之中。
偶尔，还会出现第四根轴心，因为我们时不时地要在商品交易中抛头露面。最近，我们还增加了第五个层面。我创立了一个新的基金会，名日：“量子实业保股基金会( QuantumindustriaI Holdings），目的在于进行产业投资。该基金会将其资产的20％保留作与量子基金会相同种类的宏观投资，并且那20％的资产已足以为涵盖整个基金会的宏观构架提供支撑或购买力，其余的则保留作为工业资本。至于该基金会非动用的部分，换而言之，那笔被保留作为工业投资但是却并不实际花费的钱，暂时被投放在量子集团的股份当中，这是全新的概念，有可能导致比量子基金本身更能充足有效地使用金钱的结局。
问：很显然，某种杠杆装置对于你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你不曾动用这种杠杆，l000美元会变成多少呢？换句话来说，这些年来，量子基金会有多大的收益已彼归功于这种杠杆装置呢？
（神秘的一笑）这是又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该基金会本应该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经济动物，因为我们之所以采取许多行动只是在于我们动用了某种杠杆，才变得实际可行。如果不能通过某种杠杆加以调节，我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地进行某种特定投资的。比起只拥有一份二维的股票一览表就自行其事来，杠杆装置赋予我们大得多的灵活性。如果证券商们对利率持积极态度的话，他们是可能将他们所持有股票的期限延长至——最大可到一15年的。然而，当他们持有的是消极态度的话，他们可能就会使得股票平均期限非常之短。我们则有大得多的自由度可以纵横掸阎，游刃有余。当我们身处熊市时，我们就能清仓卖空：当我们身处牛市时，我们倒也不必购置长期证券；我们可以购进短期证券，但是却手中又不闲着，可以使用众多的手段。
问：那会更为有效吗？
可能是这样的吧。我给你举新近的一个事例：在1995年年初，如果你在利率上面看涨，牛气十足，就如同我们一样，或者说，如果你相信联邦中央银行（即美国联邦储蓄署）会停止紧缩银根的政策，你就可以在短期证券上大发横财，而在长期证券上收获就会相对较少，因为短期证券要运作得比长期证券出色得多。
问：因为产出曲线发生了变故。
是的，我们的确时常进行这种所谓“产出曲线式的交易”（a yield carvetrade），即使得长期证券与短期证券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这一点已为众多力图缩小其风险的华尔街因内高手所做到。但是，我们并不从事过多的产出曲线式的交易，因为我们通常关注于利率的大方向，倘样于其中的证券市场的目的只是一道配莱。相比之下，许多大内高手无所事事，只是以一类证券去与另一类相交易。
问：在分析金融管理家的成功之道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可以确定的是，资产分配管理至少可以对股票证券结果的80％加以解释，股票选择和其他因素仅占大约20％，你对资产分配有何看法吗？
没有，我想你所说的或许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是在“宏观”中挣得了我们大部分资产的，而“宏观”就是资产分配的三维等同物。它能够更为有效，因为在一纸有价证览表上，你只能分配出符合某种特定投资理念的一部分证券，而按照我们的宏观观点，我们通常能分配超出我们资产的证券。
问：使得量子基金会如此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并且使其鹏程万里，还有其他方面吗？
噢，我们对于投资者的理解与其他的金融管理业者并不敢苛同。我们可是一个多劳多得、论功行赏的基金会，换句话说，我们主要是按照利润比例的大小而获益的，而非依据我们运作的资金的数量。绝大多数基金管理者旨在吸纳尽可能多的资金，然后，再对这些资金进行体面的管理，以使得投资者不会大失所望，拂袖而去。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将其资金规模膨胀到最大限度，因为他们正是依照他所能掌握的资金的总量而图谋生计的。我们则试图让基金会的利润膨胀到最大限度，因为我们能够从利润当中获取某种份额的收益。而且，这种利润是以绝对条件来度量的，而非相对于某种指数。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差异：在基金会，我们拥有自己的资金，而我则是该基金会中一个重要的股东。由于我们能将论功行赏所挣资金重新投入基金会里，那么，基金会存在得赵长久，其业绩越是成功，管理阶层所拥有的资金份额就会越大。这就意味着我们务必荣辱与共，同舟共济，因此不言而喻对于我们的投资者的理解应该是，他们是由我们驾驶的汽车里的乘客，我们的目的地是一致的，这种说不出来的契约关系的本质应是一种伙伴关系，而下是一种托付的责任。当然，我们还得履行我们的信用义务。
问：使得量子基金会鹤立鸡群的明显特征是什么呢？现在有大量的基金会都在群起效尤，纷纷模仿，然而，你依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开拓者。
真有意思，实际上，并没有哪家基金会的的确类似于我们，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嘛。不过，眼下倒冒出了一个所谓的“套头交易基金”（Hedge Flind旬的基金会族群。就“套头基金”这一名称而言，确实包揽了多种多样的运作活动。我觉得，将所有的套头基金都放进同一蓝子总会是一个错吧，别的咱们勿论，众多的套基金组织不屑于采用宏观投资方略，或在采取这些技巧时，其方法与我们大相径庭，而仅仅只是采取宏观手段。但是却不愿意面对某种特定股票的套头基金会，还是为数不少的。相比之下，运用三维的方法，我们就能在名种层次上一展身手，游刃有余，使我们能在千变万化的商机面前，从容不迫地做出决策。当然，这是一种宏观决策，是本基金采取的某种姿态。在那种宏观举措中，包括有买进或卖出股票的终极裁断，也还有究竟应采取何种方法的战略部署。一般而言。如果能用一种宏观手段去执行某项宏观决策，我们就会选择这样做，而不是通过更为具体的投资举措来达到目的。
问：你指的是什么？
我可以给你举出一个事例，假如某一股票基金会证券行情看涨，当时，它或许就会套进公益股票。我们则不会这样做。当然，我们也可能买进公益股票，但是这只会是在我们热衷于某种特定的公益股票的情况下，否则我们买进股票，只是因为这能给我们带来更为直接的市场曝光率。
问：你提到过存在着一个宏观套头基金组织的族群，那么，使得量子基金组织有别于其他宏观基金组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这都是一些更为隐秘的特征，并且还是特定的态度和方式崭露头角的用武之地。
问：你又如何来描述你特定的投资风格呢？
我的爱好就在于我并没有某种特定的，一陈不变的投资风格，更准确他说，我得努力使自己的投资方式随机应便。如果你查阅一下该基金会的历史，就会发现，它的特征己技改变了许多次。在创业初始的前10年，基金会实际上并没有运用宏观手段。后来，宏观投资才成为压倒性的主旋律。最近，我们又开始在工业资产方面倾泄资本。或许，我应该这样说我并非依照某一套指定的规则来施展拳脚，相反，我要在这种游戏的规则中寻找某种富有活力的变通。
问：你曾经说过，在你那辉煌耀眼的投资业绩中，直觉是至关重要的，现在不妨来讨论一下这种直觉，当你说你将直觉作为一种投资工具时，你所指的又是什么呢？
我做啥事都得有某种假设，我会对事件的预期结果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然后，我会将事件的实际过程与我的理论进行全方位比较，这样，我就能获得某种标准，用它我就可以评估我们的假设了。
这自然包含有一定的直觉的成分，然而，却无法肯定直觉的作用能非常之大。因为我也还怀揣着一套理论上的框架。在我的投资生涯中，我倾向于挑选那种能与这套框架相兼容的局面。我会寻找不均衡的状况。它们能够发出某种激活我的动力的信号。实际上，我的决策就是理论与直觉的混合体，如果你愿意，你干脆就称之为直觉好了。
问：通常，人们认为金融管理家兼具想像力和分析力，如果将所有的投资技巧归纳为这样两类，那么，哪一类你特别在行呢一想像力还是分析力？
哈哈哈，我党得自己的分析能力是比较欠缺的，但是，我又的确具有很大的钻牛角尖以及吹毛求疵的本事。唉，我倒并不是一个专业级的证券分析高手。我宁愿将我自己称为不安份的分析家。
问：这是一番挑逗性的陈辞，你是指什么呢？
我意识到或许我会出锗，这就让我有点不自在。我的不安全感促使我卧薪尝胆，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去纠正我的错误。我能在两个层面上做到这一点。在抽象深奥的层面上，我已将自己易于犯锗的念头转变成了一整套深恩熟虑的思维皙学的奠基之磐石：在个人微妙的层面上，我就成了一只苛刻、不留情面的动物，专好自寻麻烦，就如同于眷长给别人挑刺一样。嗅，尽管我十分热衷于盘根究底，但是，我也相当宽大为怀、饶人之处且饶人吧。如果我不能原谅自己，恐怕我就会无从意识到自己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对于其他人而言，犯错是耻辱的来源：对于我，认识到错误则是一件可以引以为豪的事情了。只要我认识到有缺陷的对于事物的认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伴侣，就不会因为错误百出而倍感伤心丢脸，然而，如果不能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而在曾经跌倒过的地方再度绊倒，这恐怕就有点叫人难为清了。
问：你曾这样评述过自己，你比别人能更敏锐地意识到错误。这听起来似乎是投资生旅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优秀品性。那么，如果你出了差错，你指望的又是什么呢？
正如前面我告过你的那样，我干活得凭借一些投资假设，我得在意事件的实际过程是否与我的期望值不谋而合。如果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就得承认自己肯定撞见厉鬼了。
问：但是，有时候事情只是暂时出现了一点乱子，随后又能恢复到正轨上去。你怎样才能知道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这恐怕就得依靠天才了。
（扮作了一个鬼脸）在我的预期设想与事件的实际运作轨迹有所出入时，并不意味我就得一古脑儿地将手中的股票抛售一空。我会重新检验自己的理论，试图弄明白什么玩意儿出错了。我会修正我的看法，或者我会去冈箱倒柜地找出某种闯入其中的外来因素。我会实际上卷上重来，东山再起，我要去强化我的地位而不是拂袖而去，临阵脱逃。我肯定不会呆在原地坐以待毙，也不会对于那些该死的出入视而不见。我会进行一次歇斯底里的盘查。通常，我对见风识舵、人云亦云，抱有重重顾虑，尽管我并不能完全拒绝。
问：你曾提及过“逆潮流而动的乐趣”，那么，你要遇到什么样的讯号才能确定反潮流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呢？
咳——，由于我这个人有点好钻牛角尖，通常都要彼此上一顶社会叛逆者的帽子。但是，实际上，与社会大潮流分庭抗礼时，我总是十分谨慎小心，要知道，我可易于被众人踩倒在地。依照我对最初尚能修养生息，最终却落个弄巧成拙的结局的看法，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大潮可以成为你的良师益友。那些赶大潮的人只是在转折关头才会落身遭创，而正是在这种转折关头，潮流发生了逆转。至于我，大多时间里都是一个潮流追随者，但在所有的时间里，我都会意识到自己浪迹于姜姜草民之中，我要时刻提防转折关头的不期而至。
眼下有一句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的谚语，说什么市场总是对的。我就持相对立的观点，我能假定市场总是错误的。即使我的假设偶尔也会误人歧途。我还是将它作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前提来加以使唤。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要永远与流行的趋势力敌，相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的大行情会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的错误能得以纠正只是偶尔才会有的情况。也只是在那些具体的情形中，一个人才应该逆潮流而为。这种推理的方式使得我惯于在各种投资理论中专门找岔。当我将这些弊端一一刨将出来，那种不安全感才会稍稍有所平息。这并不会使得我抛弃这些理论，相反，运用起来我还会信心倍增，因为我知道这些理论出了什么问题而市场却没有。这样，我就能站在市场变化的前面。我会警觉地搜寻某种市场行情行将但旗息鼓的蛛丝马迹，随后，设法逃离苔姜众生，重新寻找不同的投资方略。或者，如果我认为市场上的行情已处于被弄得十分过份的境地，我就会起而与之相抗争。如果我们选择了与市场为敌的道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将遭受到惩罚，只有在转折关头。我们才会侥幸收获颇丰。
问：除了逆潮流而动以外，你曾提过，常常抚玩于手中的一个技巧就是让自己脱身于具体过程之外。你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你怎样才能让自己挤身圈外呢？
我就置身于圈外。我还是一个有头脑的参与者。我的头脑整天都在盘算着逃离你在加以思考着的主题之外的手段。相对于其他的人而言，对于我这或许会来得轻松点，原因就在于我善长抽象思维，确实乐于看到各种从外界舶来的事物，其中就包括我自己。
问：你以善长自我控制和自我超脱而闻名于世，你认为这些都是必要条件吗？
自我超脱，嗅，的确是一种条件；自我控制却不是的。在钱场之上损失修重时，它使得我伤心落泪：而大发横财，时来运转时，我又变得其乐无穷。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忽视你的情感更具自我毁灭力的了。一旦你感知到了你的情感的存在，或许你会觉得无需将它们公之与众。然而有时，特别是在你处于非常大的压力的情形之中时，有意隐藏这类情绪就会使得你所面临的压力将无法容忍。我还记得在我早期的运作生涯中，当我的个人帐户实际上已被席卷一空时，我却仍在继续手中的活，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这种压力变得再也无法忍受了。午餐后，我几乎不能使自己挣扎着回到办公室里去。这就是我要鼓励同事们有难同担的缘由吧；如果这帮人愿意承认他们自己遇到了各种麻烦的话，我本来是十分乐于助人的。
问：乔治，在你目前的运作方式中，辨析有所帮助的人士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是在圈内还是当你选拔金融管理人员时都是如此。你能对在分辨那些有可能在投资活动中大获成功的人士——既能做为你会将资金投入其中的某个基金会的管理者，又能成为你的班子中的一员——就你所要期盼的某类特征，发表任何意见吗？
令人惊异的是，最重要的方面居然是人的性格特征。我可能会相信某种人，他们应该是我想要与之成为合作伙伴的那类人。有些人在挣钱方面简直就是天才，然而，他们太不可思议了，我根本就不能相信；要他们作为我的合作伙伴，我才不愿意呢！当米切尔·米尔肯洗手退出商界时，在旧货股票的行当中就徒然出现了一个真空。这几乎又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喜讯，弄得我神魂颠倒。恨不得立即就能将那一真空填补掉，在那里可以大大地发一笔呢！我与好几个曾在米尔肯集团里干过事的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他们应该都是些潜在的外围管理者或合作伙伴。然而，我却发现他们不约而同的持有某种不道德的态度，——当然，这是米尔肯集团交易机构（明显有别于投资银行机构）的明显胎记。很显然，他们都是一些勤奋上进，聪慧能干，才华横溢，与众不同的人。然而，就是这种不道德的工作态度提醒借贷者务必多加小心，我可不屈意充当这帮人的借贷者，我就是感到忐忑不安。
问：一次，J．P.摩根的儿子被要求描述一下在借钱给某个人之前，他所期待的这个人所应具有的特征，在他看来，性格特征是再重要不过的了。“如果我不信任一个人，那么，我连一分钱都不愿借给他，既使他能搬出基督教世界所有的担保物品。”
啊，我可没有他那么虔诚与纯洁，然而另一方面，我却并没有从事借贷这一行当。
问：显而易见的是，投资要求承担很大的风险。我们不妨谈论一下在非道德的方式与负责任的、富有进取意识的且极具高风险的方式之间的差异。
（满脸的苦笑）可以说什么呢？承担风险自然是令人痛苦不安的。要么你愿意亲自忍受这种苦楚，要么你就试图将它转嫁给其他的人。任何人冒险从事金融活动，然而却又不能面对结局，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问：你认为是什么造就了一个素质良好的投资者？智力因素怎么样？它在塑遗一个优秀的投资者方面起到了何种作用？
具有相同智力的人在性格方面恐怕会相去甚远。某些人来到山崖边，但却永远也跨不过去；其他的人面对悬崖时，只是偶尔才能克服这一障碍。这是十分难以确认的事情了。但是，我却不想让任何替我卖命的人去跨越那道崖悬。
问：你想要驱使人们走向悬崖吗？
我是一个过去偶尔也去悬崖边光顾一番的人。但是，我将所有经年累月积蓄下的财富都放置在火山的边缘。我可不愿让其他的人由于我的那堆钱而去出生人死，赴汤蹈火。从前，我曾有一个天才的金融交易人，然而，他却瞒着我去承担了一起巨大的金融货币冒险活动。尽管这笔交易利润丰厚，但是我却立即与他分道扬镳了，因为上帝在警告我：如果遭遇不同，除了自己以外，我将无人可以拿去开刀问罪。
问：有些人认为，干金融这一行当的人恐怕是太聪明了，而最聪明的人绝少能够成为最成功的投资家的。
（笑）我希望是你错了。
问：这使我想起了在你的早期著作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些东西，现在不妨牵强附会地用在这里；即你对于自己的看法。曾几何时，你曾说过你怀有一种救世主式的憎绪，这能成为你大获全胜的缘由吗？它是不是一种由性格、智力以及某种我们未曹涉及的事物，再加上某种你先前提及且与悬崖边缘概念直接相关的某种无所畏惧，相互混合而成的产物？
（哈哈哈!在投资方面，我肯定没有救世主式的念头。我将自己救世主式的奇恩异想只是沉溺于施舍我已挣得的钱财之中，但是，我却不敢在挣钱方面怀揣这种危险的悬念。我会试图控制自己莫名奇妙的异想天开。在挣钱上不会有任何善施的事情。然而，诉诸于边缘战略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还是蛮管用的呢。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像危机局势那样能够挑战人的心召了。我的确需要那种与承担风险相关的激越之憎，以使得我思路清晰，逻辑严谨。这是我的思维能力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了。对于我来说，承担风险是思维敏锐不可或缺的成分。
问：你是由于对这种游戏憎有独钟，还是由于其惊心动魄，从而获得你所需要的刺激的呢？
是由于其独有的危险性，正是它刺激得我心里直痒痒的。冈，请千万不要对我刚才所言有任何误解：我不喜欢任何危机四伏，我希望能敬而远之，永不沾身，这就能使我财运亨通，扶摇直上。
问：你又是如何在这种游戏里飞黄腾达的呢？
正如我所述叙的那样，我惯于在每一种投资理论中寻找任何细小错误的蛛丝马迹，一旦发现了这些毛病，我就会感到获取了某种保证，如果我所看到的仅仅只是事物的积极面，我就会六神元主、忐忑不安。再说一次，千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那种好大喜功的人，我惯于居安思危，我不会拒绝某种投资策略，正因为我没有发现其消极面，我仍会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另一方面，我又特别关注那些不为市场所接纳的投资学说，如果不出意外，它们通常都是最具说服力的，有这样一句谚语： “无市不优”（The marketclimbs on awall of worry)
问：OK，精益求精的思考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他你以为十分重要的事项又是什么呢？
有关投资令人眼花燎乱事情就是做某种事的门道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我们这类人可以被称为冲击型的投资者（mo-mentum investors），但是，也还有出类拔革的价值型投资者（value in-vestors）。在我们这一行当，价值型投资者做得并不那么出色，因为他们没有谈得开的人。我与我的一个投资顾问P。c。查特约就有一段十分有意思的经历。他的基本理念是把技术公司视为资产雄厚的公司，在那里，顾客就被认为一笔资产。如果某家公司在顾客当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既使其管理无方，缺乏产出，它也可能价值不菲。查特约觉得，只需稍作努力，这些价值就能开启。这被证明是一个站得住脚的想法，例如，他在巴拉岱套进了一笔大买卖。我与他一道前往视察这家公司，而当我得知他们问题成堆，举步维艰时，我大失所望，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弄不清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去弄这种股票，届时又将如何得以脱身。然而，就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AT＆T以我们双倍价钱买走了这家公司，他对于在顾客中打下坚实基础的价值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他看待公司的方式却与我的不同。
我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例子：市场跌宕起伏，紊乱异常的时期屡见不鲜，而我的投资手段已坏得不能再坏。在套进市场之前，我坚持要求形成某种前提假设。但是，为了替市场上一种显而易见的动向寻找一条论据却要劳神耗时。有时，就在我们努力规划出某种看好市场行情的理论时，市场却突然逆转，如果反反复复地捣腾几阵，其结果将是毁灭性的。我所善长的是拨弄市场浪潮，而不是游泳池中的涟畸。20世纪80年代之初，曾经一度，市场上风平浪静，只有少许涟清浮过。我发现了一名商品基金会的管理人员，维克多·李那得赫夫（Victor Niedethoffer），他就有一套追赶涟崎的手段，以随机步行理论的观点来看，他的方法有根有据，他把市场看成一个大赌场，市场上的人都是赌棍，他们的行为可通过研究赌徒来加以诠释。例如，赌徒们在星期一的行为方式就有别于他们在星期五的行为方式，在上午的行为方式就有别于下午的行为方式，如此等等。依靠这种理论，他能有规律地赚上一小笔钱。于是，我将一部分资金交由他去运作，他则回敬以良好的回报率。尽管如此，他的方法始终存在着一个缺陷，只有在莫衷一是、风平浪静的市场中，他的方法才会奏效，如果出现了某种实实在在的涌动，某种动向，那么这些纯粹由投机行为所导致的小波小浪转瞬之间就会无形元踪，他将遭受可怕的重创，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一套合适的自我拯救的机制，我之所以提及他，是因为他的方法与我的大相径庭，相去甚远。当然，也还有他的方法大行其道的时机，对待正确的方法，我已经学会了心胸开阔，坦荡无私。只要我还能依赖于他们的正直与诚实，我就心甘情愿地使用不同类型的人，采纳不同类型的手段，这就叫博百家之长，攻一家之短嘛。